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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百年中国现代诗歌漫谈6（第1页）

5.中国的诗歌还能起死回生吗？

你没有读错这个小标题。其实早就有人说：诗歌死了。其实，何止是诗歌死了，在中国，整个文学也已经濒临死亡了。小说没人读了，人们经常通过电视连续剧才知道有这么本小说。作家干脆直接写连续剧剧本得了。连书也奄奄一息了。再下去，纸张只能用来做广告海报或者包装物了。何况是诗？诗比小说去世得还要早一些。

说诗歌死了，只须这么看就行：在顾城悲剧之后，总算还有一个海子；然而在海子90年代初去世后，再也没有出过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了（当然，初期还有个汪国真，但汪国真现象是个“临时的意外”，有点象诗的回光返照）。而在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可是层出不穷的呢。也可以说，中国诗歌随着海子的死就已经死了。当然，这二三十年来，有些用下半身或者下半身产物还能引起一些关注，但那些关注自然都是一现而逝的芸花，至少对广大的民众而言。当然，许多年轻过的“老诗人”还健在，比如席慕容，北岛，舒婷，但有多少人还知道，还读到他们新写的什么诗呢？当然，有些新的中的诗人还会冒出来，但有几个人关注呢？

可是，谁说诗歌死了？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看到过一位文学评论界的大佬说的：据初步估算，中国至少有上亿人在写诗。也有人说：中国写诗的人大概在二百万到五百万之间。这些都是估计。比较可靠的是：《诗刊》副主编李少君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写诗的人非常多，“我们有个《中国诗歌网》，每天投稿的人就有两千多。”也就是说，每个月约有6万人，每年约有70万人投稿。而我熟悉的写诗的朋友里，就没听说谁给《中国诗歌网》投稿的。如果十个人里有一个每年会给《中国诗歌网》投一次稿，那至少有700至1000万人在写诗吧？如果1000万人里有700万不是每年重复投稿的，那么投稿的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应该乘上5（年）或者10（年）吧？说十个人里有一个给该网投过稿，无论如何是多说了的。如果说100个人或1000个人里面有一个投过稿，其实并不过分。这数字就更大了。不管怎么说，中国写诗的人数是非常多的。照这么算，几千万至少是有的。也许说上亿也并不夸张。而这其中还会有相当多的人在写旧体诗词。

这么多人在写诗，诗歌又怎么会死呢？它分明活蹦乱跳地活着呢。

诗歌活着，但它已经不再是活给别人看的，或者不是能够把诗人写成大诗人的那种物件了。看到各个群里都有人说：就把写诗当成娱乐吧。这种娱乐，又不用花钱，高兴了就好，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让朋友们看看，甚至获得几个赞，就可以了。

可我还是要说：诗歌死了，因为可以一举让广大民众争相传颂的诗歌死了，写诗可以把自己写成大诗人的诗歌死了。从这个角度看，诗歌确实是死了。

这就回到这个小标题了：诗歌还能起死回生吗？我的答复是：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认为做以下三个动作，就有可能实现这种可能性。

第一个动作是“等待”。我们处在网络和信息疯狂的时代，可是在日本和德国等国，还有很多人在读书，包括读诗。我相信，会有一天，人们会重新有放缓生活节奏，加深生活内涵，提高文化生活质量的需求。毕竟每个时代都在变化着。我们这个时代变得更快。

第二个动作是，不管我们现在能及于多少读者听众，是自我娱乐也好，小范围相互鼓励也好，喜欢写诗的人还是要尽量写好，写出最好的诗来。或许哪天就被大众接受了。这么巨大的人数在写诗，我相信肯定有不少人写的是精品，甚至是划时代的精品。盛唐时，全中国人数也就五千万，经动乱等摧残，唐末时只有两千万人了。而我们中国现在写诗的人就有至少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也可能真的上亿。唐代能出那么多传世好诗，现在有跟唐代居民人数一样多的写诗人，难道就没有那么多好诗被写出来吗？比如，我刚从诗友那里得知有一位叫周建好的诗人，他写的拟人化的小诗真的很精彩。放在唐代，这样的诗完全有可能进入“三百首”。可能有许多同样写得好的人还没有周建好那样小有名气的机会呢。一些比较大的文学媒体恐怕也要提高审核的水平，尤其是审核的方式了。每天2000多首诗涌来，也许大多数诗会看都不看地被扔掉（这个工作量确实也太大了）。而偶而看到一首平庸的，觉得这个东西合口味（比如屎尿），于是反倒给发表了。

第三个动作离我们就很近了，那就是我的一个提议：加强诗歌与流行歌曲的合作。我在下面做了两个“选集”，一个是20首百年最佳现代诗歌，一个是10首百年最佳歌词。许多写诗的人看不起歌词。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首先，许多写诗的人可能认为歌词是用来娱乐和讨好大众的，是俗的。其实，百年来，在现代诗发展的同时，现代歌也在蓬勃地发展。今天，现代诗已衰竭，现代歌仍在蓬勃。这么强而且显然越来越强的生命力，是因为歌里有许多词曲俱佳的好东西。词曲不可缺一。一个不佳，另一个也不会好。比如《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已传唱百年，曲子固然好，但歌词也极好。比如摇滚歌手崔健，他的歌词《一块红布》就被有些现代诗歌精选集选入。如今，诗人们的新作难以再家喻户晓，但方文山、李健、陈玉贞这些词作家却风头正劲。他们的歌词写得好，是一个重大原因。歌词也是诗，这个道理其实跟古代的律和绝是诗，但词和曲也是诗，是同理的。在现代歌曲（流行歌曲）初期，民国时期，有许多着名歌词本来是作为诗写出来的，只是被谱了曲后，诗变成了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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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前面我也说到过，通俗化其实是一个宝贝。晦涩的诗自然不乏佳作，但难以成为最佳。被人们列在现代诗歌百强或十强里面的，可以说就没有晦涩的。李商隐固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还是不能超越李白杜甫，而且他的佳作中最被叫好的句子（比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恰恰是广大民众最能够看得懂的，“心有灵犀”还成了成语。李金发在二三十年代作为象征主义的中国代表名气不小，但现在的人有多少读过他的诗呢？现代派做了很多减法，但如果能够减去一些深奥，多一点通俗化，才能出真正的佳作。

第二，古代的诗词能够传代，跟人们能够背诵其中许多首相关，而现代诗歌则几乎无法背诵。但是有了现代的歌，这个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许多歌已经传唱了几代人了。一首好的现代诗能谱上曲，如果曲谱得好，这首歌能走红，那就更能传代了。

第三，诗与歌紧密合作，我认为是诗（包括现代诗和新格律诗）走出困境的一条捷径。海子的诗我之前读过一些，但他的《九月》却是我在看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时第一次“听到”的，一下子就震到了我。曲作者吃透了海子，写得是那么的凄远，那么好听。“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这么普通的句子，被歌者唱出来，却绕梁三日。

其实，现代好诗有许多已经被谱成了曲，成了流行歌曲。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数量很大。简单地把网上的几个帖子拷在下面，不整理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乡愁》，杨弦谱曲。李双泽那首着名的《少年中国》，原诗来自蒋勋。郑愁予的《错误》，李泰祥和罗大佑都谱过曲。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再别康桥》《偶然》都曾被谱曲演唱过。海子的《九月》，张慧生谱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胡畔和冬子都谱曲演唱过。顾城的《墓床》，万晓利唱过。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专辑《C大调的城》里唱了顾城的《懂事年龄》、《提示》、《有时，我真想》、《海的图案》、《年夜》、《我要去见她》、《祈愿》、《月半》、《求画》、《不是再见》、《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不得不提尹吾，他改编过很多诗人的诗歌，《请相信》改编自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或许》来自舒婷的《送友出国》，《我不相信》出自北岛的《回答》，《各人》就是梁晓明的《各人》。刘东明唱过小引的《西北偏北》。怎么能不提这张专辑：甜蜜的负荷。全部改编自吴晟的现代诗。这可能是台湾indie音乐界阵容最强大的一次合辑：罗大佑、胡德夫、林生祥、浊水溪公社、陈珊妮、黄小桢、张悬、929乐团与黄玠罗大佑是喜欢改编现代诗最好的音乐人之一。他改编过的包括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吴晟的《吾乡印象》、徐志摩的《歌》，以及郑愁予的《错误》等。实际上，罗大佑本人的很多词作，算作是现代诗也不为过

如果诗与歌能更紧密地合作，作曲者若能更多地到诗里去找词，音乐家和诗人若能有更多的接触，联谊，中国诗歌也就不用光是仰着脖子等待“那一天”了。诗人倒也不必为成歌而写诗，努力去写，用心去写就好。诗歌大媒体们和文化公司们甚至电视台们也应该并能够去推动这种交流，包括开展推动诗曲结合（比如曲找诗或诗找曲）的竞赛活动和综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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