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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但他却爱水，尤其喜欢游泳，于是搬进了游泳池住。那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地方，但为了让他住的舒坦和安全，周恩来派人考察一番后作了比较大的整修，以后毛泽东找人谈话就改在这里了。

江青每个星期都要到这里两、三次，她把游泳池称为“二〇二大院”，她自己在中南海的住处则叫作“二〇一小院”。除了宽敞的客厅外，她的书房在所有的住处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她让人给她把书作了统计，仅她自己作了记号的藏书已多达近万册。一九六七年元旦之后，毛泽东特意来到她的书房，对她的藏书评头论足，作了赞许。然后话题转到了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安排上。

“现在到了夺权的时候了。”毛泽东说，“文化革命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阵线已基本分明。依靠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继续工作，不会再有益处，必须来一个从下而上的夺权斗争。”

江青记得，毛泽东最初提出夺权的概念，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那时，他还提出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论断。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再次肯定了要解决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问题。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前夜，毛泽东称他批准广播和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在江青和许多人看来，毛泽东实际上是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

想到这里，江青对他说：“夺权斗争一定要抓典型。各省、市的条件中，上海和山西比较成熟。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去抓，山西则有刘格平同志去搞。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很快，自从刘格平向中央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在一九三六年的北平反省院写《反共启事》的问题后，实际上端出了刘少奇的叛徒问题。专案组和小将们几次审讯、批斗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这些人，他们都把责任往刘少奇身上推。”

“那好么，让他们狗咬狗。当走资派的队伍分化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掌握最恰当的时机发展自己、巩固自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包括过去还想观望、等待的那些老右们也都坐不住了，看了《反共启事》和薄、安、杨等人的材料，都说没想到刘少奇是这种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说，“看来，对付党内走资派，唯有借助红卫兵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等走资派往下堕落和灭亡时，革命派会闹得更凶。我看了各省、市的一批材料，都是很有趣的。四川省出了一对革命的夫妇，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听说多年来也是受他们迫害的。”

江青说：“我让王力查了他们的档案，文化革命前开除刘结挺党籍，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他们小题大作，抓住刘、张两口子的一些问题，硬要把人往死里整。”

“那就要翻案呢。”

“山西对待袁振也是这样。”江青说，“袁振作为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在华北局的会议上给山西省委提了一些意见，尽管有些牵强附会，山西省委和李雪峰这些人便把人家打成‘反党分子’、‘野心家’、‘伸手派’，最后还要撤人家的职。我看他们是典型的法西斯。走资派掌握了天下，中国非大乱不可。山西过去彭真、薄一波抓得很紧，是个出叛徒的地方。这次正好选择为突破口之一。”

“山西的革命造反派起来了吗？”

“起来了。去年底，山西的一批领导干部站了出来，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还有我说的那个袁振，还有个副省长叫刘贯一的，都发表声明，要退出黑省委，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再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会议。这样，实际上给他们准备好了掘墓人。”

“我看山西和上海的夺权条件都成熟了。可以跟那些革命的领导干部打个招呼，要他们争取群众，行动起来，开展夺权斗争。”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七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最关键的一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处于最不平常的时期，所以必须打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和陈规陋习。他对江青说：“现在，无产阶级不怕乱，怕乱的是我们的敌人。我希望中国来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彻底冲垮走资派们的顽固堡垒。”

当年他们绞尽脑汁要夺人家的权，现在他们手中的权反而被人家夺了。江青终于尝到了她曾给别人酿造的一杯又一杯苦酒的滋味……

李云鹤出狱以后，面临着一个选择：今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她的生活无依无靠。贫穷和饥饿伴随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姑娘。但是她聪颖的天资和漂亮的外貌却吸引着外界对她的注意，形形色色的人都在打她的主意。尽管她的政治身份在社会上并末公开，但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和党的地下组织却清楚地知道她是共产党员，而且知道她的政治追求及其在狱中的表现。

“密司李，你应该作演员，凭你的才华，我敢保证你会一炮打红的。当然，一个演员的成功，一半的命运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另一半则在赏识她的伯乐掌中。自古以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是明白人，该怎么定将取决于你了。”周扬对她说。那双色迷迷的眼睛一直在她身上转悠，不时地伸出手来触动她的身子的某一部分。李云鹤明知他是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决策者之一，但对他的言行却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尽量躲着他。他的皮肤发黑且亮，脸上有粉刺。她对她的一位朋友说：“周起应的酸相我看着难受。”

田汉曾是她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她尤其喜欢他写的剧本和歌词，但她对他和他弟弟田源同样厌恶。她认为弟兄俩都是两面性格的人。除了他们令人羡慕的职业和才华外，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搞女人，而口头上他们还把一些女演员称之为“臭婊子”，说：“她们只想跟男人睡觉，女人只配给男人玩。”有一次，她闯进田汉家里和他商量一出戏，亲眼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鬼混，而那个女人正是她的一位朋友。所以，当弟兄俩轮流向她求爱而表示亲近的时候，她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在事业上是朋友和同志，但在生活上我们永远走不到一块去。”

“哼，走着瞧，我准会让你回来乖乖上我的床头的！”田汉、田源一出门成了正人君子。他们双手插在裤兜里，洋洋得意地走了。

这些人掌握着剧联、作联和电影界的领导权，要想走演员的路，除了投靠他们，就得和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剧团和电影公司打交道。为了隐蔽自己的面目，李云鹤只得在两者之间游移、徘徊，同时也在暗暗地努力。她发誓要在被世人鄙弃的这个行当队伍里保持自己的贞操和清白。于是，她到了这些人面前，总是挺起胸脯而不卑不亢。而他们，时而大摇大摆的，时而跳起来，时而前俯后仰。有一伙无聊文人和演员一见到她和漂亮的女演员不是吹口哨，就是脏话调戏：“密司李，咱们想跟你睡一觉，赏脸吗？跟你玩一玩，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她想洁身自好，遭到的报应是他们偏和她过不去，有角色硬让条件比她差的人上也不让她排；正经的工作偏不推荐她干；更有甚者，他们在她背后放出冷言冷语：“密司李昨天晚上和一个漂亮军官吊膀子压马路去了。”“我亲眼看见她和副刊的小白脸编辑吃夜宵，肯定他们已经睡觉了。”

适合李云鹤的工作很难找。她不得不靠打工、讲课，偶尔也写些文章挣稿费，有时还干些杂活来养活自己。她的自尊心很强，决不轻易向男人开口求助。即使党组织内有人散布她是托派的谣言时，她也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吞，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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