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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2页）

毛泽东问道：“你说说，当地的人们对武训和他的学校究竟看法怎样？”

江青说：“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县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二二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他是否亲自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最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可是，劳动人民萧振录（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为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点头：“看来还是不同的阶级说着不同的话啊！你们调查的结果给周扬、夏衍他们看了没有？”

江青说：“看过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其实从骨子里是仇视我的。”

“那就让广大人民都来了解一下事实，看看到底谁是代表无产阶级，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缸里一拧，站了起来。

江青接着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而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劳动人民之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毛泽东说：“这就证实了周扬、夏衍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笔账，迟早还是要算的。”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的书，指着其中的一篇说：“鲁迅对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从来就看不起，写了许多的文章来批评他们。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个水平上不肯前进！”

“他们就没有改造，而不是没有很好的改造。”毛泽东强调说。

“你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既表现了对主席的拥护和热爱，又痛斥了周扬他们。鲁迅针对周扬诬蔑他‘破坏统一战线’的指责，严正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们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就像轻易诬人的周扬、在南京大演汉奸戏的田汉、阳翰笙、夏衍这四条汉子，就可以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非常亲切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或许将来的历史学家要作出很准确的结论的。”

“周扬‘四条汉子’对鲁迅的围剿，我至今气愤难忍。”江青说：“鲁迅在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扬对他的围剿完全是有计划的。‘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一类，此种效验已经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文界败像，必须扫荡。’鲁迅的这些批判周扬一伙的话，我看将来也是我们的武器。”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十年以后再说。”

这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这篇《调查记》最后下了结论：“大地主武训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有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的，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的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江青还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开会的时候，她当着周扬、夏衍等人的面说：“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调查报告，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总结。你们这几个领导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否则，你们还会犯错误的。这次，是毛主席派我来讲这番话的。”

周扬连连摇头：“只要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难，难，难，实在是难！”“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这就是江青对付她的对手的主要手段，也是她的全部的本钱。现在，这个本钱是彻底输掉了，她又恢复了她本来的面孔了。

第二十四章

“他们打算怎样收场呢？”江青苦苦思索着……

江青、周恩来和尼克松

江青起床后，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她只能在这个天地里，稍微地活动一会。天气阴沉沉的，像给这个世界上厚厚地蒙上了一层黑纱。她没想到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得如此迅速，原先的那一套策略可能都用不上了。

囚房里静悄悄的，沉默得令人憋闷。什么样的遭遇江青都想过，这种场面，她未曾料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于二十二日通过公报向全国宣布：全国大范围的清查“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决定停止再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同时开始批评毛泽东晚年的所谓错误。这样的举动，震动了全国、全世界。

江青带有冷笑的意味，认真地读《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全会公报，她有意地读出声：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时提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江青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审查方式是有阶级性的，不审查干部怎么知道谁是修正主义，谁是马列主义？我早就料到，到一定的时候修正主义会暴露原形的。谢谢这次会议，把我们过去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解决了。华国锋不是自称是继承毛主席的接班人吗？这下可继承好了，他继承的是什么？历史已经作了回答，还要继续回答。毛主席在天有灵，会在一定的场合说话的。”

江青写完这段话后，禁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

公报还宣告：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会议决定为彭德怀、陶铸、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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